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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群聊有风险 群主需谨慎!敏感时期?

September 8, 2017

日期 08.09.2017

德国之声

十九大将至,网信办又出管控新招:日前出台的有关互联网群组和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的规定要求加强对群聊的管理,建群者应为群内违法言论内容负责;对公众账号的管理也继续收紧。

本周四,中国网信办出台两部有关互联网社交媒体的管理办法,分别是《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前者主要涉及社交网络如微信、微博、QQ、贴吧等平台上的聊天群组,要求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履行群组管理责任,如果群聊内容中出现违法内容,群主将承担法律责任。

近年来,网络社交软件在中国越来越普及,群聊功能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由于这些群组仅成员可见,相对较为私密,聊天内容比较难以受到言论审查的控制。

“谁建群谁负责”

在有关互联网群组的管理规定出台之后,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对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互联网群组,依法依约采取警示整改、暂停发布、关闭群组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此外采取“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

就在9月6日,即上述规定公布的前一天,@阜阳界首公安在线官方账号在微博上发布消息,一位在微信群内发布辱骂警察言论的群主被界首市公安局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五天。

公众号也要整治

同时出台的还有《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其中明确要求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对使用者进行基于组织机构代码、身份证件号码、移动电话号码等真实身份信息认证。使用者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不得为其提供信息发布服务。

2010年9月1日起,中国就已实施手机实名登记制,所有手机用户都必须提供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实名入网。

该规定还要求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提供者加强对本平台公众账号的监测管理,发现有发布、传播违法信息的,应当立即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传播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对违反法律法规、服务协议和平台公约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依法依约采取警示整改、限制功能、暂停更新、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对公众号的管控也将收紧

上述规定将在10月8日起执行。而中共十九大将在10月18日召开,通常在此之前北京都会加强对言论的管控审查。从8月25日到9月7日,中国网信办在两个星期时间之内连续出台了四部管理规定,分别针对互联网群组、公共账号、论坛社区和跟贴评论。

仅仅是因为“敏感时期”?

最近网信办连续“出击”引起了网民的热议。不少网友对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管控加以暗讽。比如新浪微博网友“水面人生”就写道:“特殊时期党怕你们建群搞传销。”另一位“shumi-1”则嘲讽道:“以前是支部建在连上,后来是支部建在楼宇,接下来就是支部驻扎群里了。”

不过对言论控制的收紧倒也未必仅仅是十九大前夕敏感时期的特殊措施,而是十八大以来几年时间里的整体发展趋势。微博用户“y_y小样”就乖乖“表忠心”:“为响应国家号召,我已经把大部分的群都退了,就剩几个从来没人说话的同学群。”而网友“间冰期星空”则认为:“又回到那个人与人互相举报互相提防的时代,第二次文革已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一触即发!”


【附】何清涟推文

He Qinglian‏ @HeQinglian 2小时2小时前 

国家网信办:微信群等群主应履行群组管理责任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9/07/c_129698611.htm … 一是群主连坐制,谁建群(管理)谁负责;2、实名注册,跟帖内容须经审核后发出;3、试验“一键关停”网站,网络审查从“秒删”转变为一键关停——网友戏称进入网络军管时代。

英国剑桥出版社再次拒绝中国官方学术审查要求

September 8, 2017

RFA2017-09-08

据路透社9月8日 报道,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再次拒绝了中国官方有关要求屏蔽其在华网络出版内容的学术审查要求,被要求删除的学术文章来源出自《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剑桥出版社发言人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证实,相关要求来自中国官方的一家进口单位,但由于与剑桥出版社的原则不符,因此没有任何内容遭到屏蔽。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星期五向路透社表示,外国出版物进口商必须就相关内容是否“合法”,予以确认。今年8月,剑桥出版社披露,因受到中国政府压力,其在中国境内的网站被迫删除了涉及1989年天安门民主示威、文革及西藏史实等数百篇文章,引发国际舆论抗议。剑桥出版社随后,重新全部刊发了遭中方查禁的文章。

(责编:何平)

北外乔木去国

September 8, 2017

周泽律师

北外乔木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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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amiphobia

【孔千作品】最近言论发生多起高校教师因言论祸及职业的事件了。第一起山东建筑大学邓相超被被记过并依法办理退休;第二起北外乔木老师的“被离职”;第三起是山东工商学院副教授李默海,他被兼职的党校直接解聘,被自己任职的学校责令停职检查;而梁惠王 (真名史杰鹏),则是直接被解聘,算是处理最严重的。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有句意味深长的话:“‘文革’不会重演只是因为没人肯当导演,但中国不缺乏‘文革’演员。因为‘文革’时所有人都上了舞台。如果都是受害者,哪来那么大的悲剧?”“文革”没有完,只是潜伏了下来。

如今中国近代史不许读,前苏联东欧历史不许看,不许以清朝以及太平天国映射当下,不许拿民国的大学与时下的大学比较,影视剧可以肆意篡改历史,但文学绝不许描述现实,外国摇滚乐不许听,外国绘本不许引进,外国电影不许看,不许翻墙,不许搞明白,不许谈人权自由,不许揭发同情受迫害的人,不许因为为不公鸣不平,不许妄议社会暗面,不许厘清真相,不许评价有红色基因的权贵,不许指摘机制弊端,只能歌功颂德。接下来,不遵循主导的价值观要入狱,统帅学习普京连任,禁锢几十年,培养一群没文化嗜血成性的小粉红义和团。鲁迅去死,胡适流放,蔡元培封嘴,把张季鸾逼疯,长此以往,只能留下哑巴、奴才、瞎子和那些谄媚、奸巧、恶毒识时务的人,必要时候让他们狗咬狗人整人,文斗武斗,让他们在猪圈里整天自私自利混吃等死,别为祖国添乱,不要等长肥了杀掉祭旗。

任知老師收起全文d

谭松 :嘻,我终于被扫出门了!

September 8, 2017

2017-09-08 木公的呼唤

  黄昏时分,突然接到一个辅导员的电话,说我被学校解聘了,让我明天去办手续。

我的合同尚未到期(还有两年),也就是说,我被开除了。

校方的时间选得很妙:学生刚刚放假离校,我则刚刚改完最后一门课的考卷并登上成绩。

几乎“分秒不差”——既不会影响工作,也不会引起学生议论。这种闪电式的精准设计显示出一种独到的管理水平。

其实,我不应对学校有丝毫怨言,相反,我应当感谢学校——直到现在才开除我。

他们忍受了多久!

我知道,按照现行的标准,我远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上面一再要求教师的言行要“符合标准”,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一定要把握好(尤其是在课堂上)。领导专门开会强调过:意识形态出了问题,一票否决!

可惜,我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一直没有把握好,课堂上往往讲着讲着就偏离了“正确路线”。所以,“一票否决”落到我头上,一点不冤枉。

其次,我又老是给学校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前几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川东土改,给学校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后果。(那次,学校找我谈话时,我就很内疚地表示:“如果……我就马上走人。”但学校却大度地包容了我。)又如,上月初(62号),校领导已经给我打了招呼:“不要惹事。”我也表态要老老实实做人。不料,一遇到有人打上门来,我又没忍住,加入了因小说《软埋》而引起的论战。这一下又惹得鸡飞狗跳,一大群爱党爱国人士不仅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而且又连带影响了我任教的学校。

我要是校方,为了保障意识形态不出问题和经济效益不受影响,也要开除像我这样的害群之马。

记得前些日子那些骂我的爱国人士曾怒气冲冲地说:大学里居然容忍这样的教授存在!

现在,他们可以消气了。我早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赢。

 

离别前,有什么感想呢?记得当年北京大学焦国标副教授(他也在文学和新闻学院)因写了《讨伐ZHONG XUAN BO》一文被校方解职。好些天,焦教授心情苦闷,郁郁地围着北大未名湖游走。

我们学校没有湖,只有一个荷花池,但我不想围着它游走,因为我这辈子曾经历七次下岗,一颗破碎的心已经体会不到苦闷了。

 

 

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下岗了!

23岁登上大学讲台到今天(201773日),我前后总共在讲台上站了22个春秋,是我这辈子干得最长的职业。

22年,有多少爱恨情愁!

三年前,预感到随时会被赶下讲台的我觉得应当留下点痕迹(也算是纪念),因此,我一口气写下了十多万字的“心路历程”——《爱恨交织——一个高校教师的手记》。也许,有一天,人们会读到这些文字。

 

唯一让我感到不舍的是我教过的那些学生,尤其是汉语国际教育15级的学生(本期我教了他们三门课)。难忘他们上课时那全神贯注的面孔、那充满了求知欲望的眼神和师生台上台下的美妙呼应。教师这个职业最滋润心灵的,就是每当你走进教室时,看到一双双期待的目光,还有告别时,那依依不舍的合影。15级的学生期末时曾急切地问我下期是否还教他们,他们表示(包括传来的文字),盼望我能继续给他们上课。本来,学院下期已经给他们排了我的两门课——《西方文化概论》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但现在,永远不可能了。

她曾是我教过的文新学院的学生,今年六月川大研究生毕业后专程来看我。也是我最后一次在学院门前留影。

前几天,在给大三学生(14级)的最后一节课(当时不知道那也是我教师生涯的最后一节课)时,我向他们道别的语言是拜伦的一首诗:

 

爱我的,我致以叹惜,

恨我的,我抱以微笑,

任凭天空乌云翻滚,

我准备接受任何风暴。

 

这是拜伦告别故土时的最后一首诗。

后来,他长眠在希腊的崇山峻岭中。

 

  201773日夜

秀才江湖:漫画家成涛到了美国

September 8, 2017

秀才江湖‏ @xiucai1911 8分8分钟前

漫画家成涛到了美国后的幸福生活!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头像就是他画的pic.twitter.com/OiDZoWQXuJ

下午6:11 – 2017年9月8日 来自 浙江, 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芸香:我亲属中的“阶级敌人”(3)

September 8, 2017

2017 年 09 月 08 日 由 lixindai 发表于华夏快递

三、 姥姥家出了“杀人犯”

我母亲引以为荣的贫农娘家,一直是我填写政审表时的亮点。

不过据我娘隐约透漏,其实她娘家过去也是殷实人家。不然,怎么会与我们这样的大户人家联姻呢?只是因为我姥爷后来抽开大烟,把土地卖了个一干二净。我姥姥生育有三男二女,七口之家无法维持生计。我姥爷烟瘾一发还摔打东西,气得我姥姥常疯癫发狂,咒姥爷天打雷劈,早死早转生。不幸雪上加霜,我大舅又得了肺痨,拖延难愈。我姥姥不得不把我姨和我娘早早就聘嫁出去。全家人靠什么维持生计呢?二舅和三舅小兄弟俩人挑一副货郎担子,贩卖些针头线脑、绒花冥币、土碱肥皂等;寒暑不歇、走街串户、养家糊口。

祸福相生。土地改革时我姥姥家就成了贫农。革命的依靠对象。

分了地富家的浮财,工农政府号召贫下中农参军、两丁抽一。我二舅和三舅争相报名。据我娘透漏,除了革命热情外,兄弟俩还有个小九九。二舅生性沉稳、略通文墨(卖货时都是他算账),能见机行事。三舅则是猛张飞性格,敢作敢为不怕出丑变怪(卖货时是他大声吆喝)。患难兄弟情深,二舅怕三舅当兵参战时出事,说枪子儿没长眼睛。三舅则说能打胜就打,打不胜他就跑;怕二舅斯文逃脱不得。不管私心公心,反正是被树为争当革命军人的光辉榜样。最终选择了略通文墨的二舅。披红骑马,二舅成了光荣的革命军人。

少小离家,披坚执锐。二舅参加过十一次激烈战斗。三十四岁回家成亲时,军装上戴着一大片军功章。据说有一次激战我军失利,打得只剩下他一人。耳旁听得枪声的呼啸和敌兵缴枪不杀的喊声,二舅当时却弹尽力竭,且肩头已(被子弹穿过)负伤。他转身一看,身后荒草丛生中有一深渊,情急中跳了下去。原以为会一命呜呼,不料中途屡屡被枯藤牵挂;坠入渊底,下面尽是柔软淤泥。后被我方打扫战场的战士救起,竟然拾捡回一条命。

十八岁的高小毕业生(我的二舅妈,我们叫二妗子)仰慕英雄,毅然嫁了我二舅。二舅结婚时,我五岁。记得那是我姥姥家最兴旺荣耀的的日子,也是全家大团聚的日子。姨妈带着一男两女三个孩子,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三舅三妗结婚早,那时也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二舅专门从县城请了摄影师,照全家福时,聚会了十四口人。看着英气勃发的二舅、胸口插着钢笔书卷气很浓的二妗子,真是英雄美人天作之合,一家人高兴的全合不拢嘴。只有忙里忙外的三舅和三妗在敬慕中不免露一点儿失落和自卑。因为作为弟弟和弟媳,他们看上去比二哥和二嫂都大了若干岁。三舅直肠快语,曾感叹说那时若他抢了这身军服,那光芒说不准比二哥还耀眼哩。

兄弟情深,二舅说只要有机会,他就把老母亲(那时姥爷早去世)和三舅一家都接到大城市生活,瞅机会给三舅找份儿工作。当时,亲友们都以为这是安慰三舅的应景儿宽心话。

几年之后,二舅兑现了他的诺言。当时二舅在二机部下属一个工程公司任机关党委书记,而三舅曾跟着我爷爷当小工,学会了泥瓦匠手艺。所以二舅在招工时,就将三舅招了去。不久,二舅与三舅就把姥姥和三妗及孩子们全接去了兰州。

虽赶上大耀进年代,经常加班加点,但三舅从小吃得大苦耐得大劳,在工队干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三妗除了照看老人和孩子,还买了缝纫机给工人们缝缝补补。一家人很快就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三妗虽然没有文化,但天资聪明。很快就模仿着大城市的知识女性穿戴,仿照着人家的做派办事。尽管三舅的工资远不及二舅,但三妗很知足,因为这比农村拾柴打碳的日子强了几百倍。再加上二舅是孝子,还经常周济老母贴补他们。

好日子没过几年。困难时期来临,大耀进运动随之结束,上面有政策压缩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二舅作为机关党委书记,率先将三弟一家及老母亲撵回了农村(为什么用一个“撵”字,因为三舅三妗都不愿走回头路)。

回家后最不能适应的是掌勺人三妗。灰门土灶,没柴没碳、没米没面,一切得重新开始哪!紧接着一年难过一年,为了省些嚼用、为了养家糊口,三舅只身一人走西口(到内蒙靠泥瓦匠手艺)打开了工。

三舅不在家的日子里,每隔三、四个星期,母亲就打发我去看我姥姥,并帮三妗干些农活儿。有一次三妗带我到菜地里拔草,两个赶车汉笑盈盈邀我们坐顺路车。三妗并不客气,上车后便平了脸儿不理他们。其中一赶车人从口袋中掏了葵花籽给三妗,三妗接了却给了我,全装在我的衣兜里。十二、三岁正是长个的年龄,偏偏赶上困难时期。我如获至宝,感激三妗对我的好,一路上磕葵花籽,没在意那两汉子笑逐颜开说些什么。

这段时日,我姥姥的疯癫毛病又犯了。常常莫名其妙发火、咒天骂地。我回家后告诉我娘,此时姨父新丧不久,娘和姨姨商量,就把姥姥接到姨姨家居住。娘说这样一解你姨的孤寂,二来便于姥姥养病。

约莫半年之后,初冬的一天,三妗和姨突然哭丧着脸跑到我家,说姥姥失踪了。姨姨说她站在屋顶上目送姥姥快进村时,才扶着梯子下了房。——冬季日短,为了省粮家乡人都吃两顿饭。中晚饭合而为一,一般吃在三四点。那天正是这个时辰,姥姥执意要回,姨姨感冒发烧就没有上路送她。姨姨感冒康复后,去接姥姥,三妗说姥姥没回去。姥姥家与姨姨家相距也就六、七里,常走的熟路,怎么会失踪呢?

娘丢了,二舅请假回家,三舅停工回家,发动亲朋好友一起来寻。张贴寻人告示、打卦算命、周围土崖山沟、水井旱井,把全公社十一个村庄的河道水沟翻了个底朝天,没有姥姥的影踪。

官差不自由,假日期满,二舅只好含泪告别亲人。

在这件事上最为愧疚的是三舅。二哥每年给家中寄钱,要三弟照顾好老人。结果他却抛下一家老小出门打工,亲人们虽然没有怪他,自觉无地自容。因此一赌气说再不离家了,饿也要饿死在老娘丢失的土地上。

这时,三妗表现得格外贤惠。给三舅拆洗缝补破旧衣服,竭尽家中所有做可口饭食 。三舅在家呆够两个多月,内蒙工地来信,动员三舅复工。三妗便不温不火劝三舅再去务工。她揭开所有粮缸粮瓮,让三舅看家中的窘境,劝三舅说:“你出去不仅少一个大人的嚼用,还能赚些回来;眼看两个孩子上学用功,将来还不上个中学大专?咱虽没什么大本事,也指望娃们成人后能像他们的二伯伯一样……。”三舅耐不住贤妻的解劝,家中又有粮荒和紧迫用钱的亏空,再次走上西口之路。

三舅背了行李,绕道来我家向二姐告别。兴冲冲说他这次出去会挣到头等匠人的工钱。娘问他带足路途的干粮没有,他拍拍肩头褡裢,说娃他娘给烙了两样饼子,有粗有细。娘吩咐他刚出门不远先吃粗的;走远了更为饥渴,再吃细的。三舅笑着说:“娃他娘也是这样吩咐的。其实细的也就两个白面饼子”。我娘那时正患十二指肠溃疡,面黄肌瘦。三舅还从路费中挤出一块钱,要二姐买些古巴糖。

我娘好歹不要那钱,说出门在外,难处多呢。姐弟俩为那一元钱推让半天。谁知,那竟是亲人间的永诀!那么壮实直朴的猛张飞三舅走的是不归路!

三舅途中毙命的消息是二舅通过书信传达我父亲的。三舅下了火车吃完家中带的食物,徒步返工地时,突然肚子火烧火燎地疼痛,仿佛有人在肠胃中点火熏烟。侥幸遇了个工友,他就央求工友给他讨一碗水喝。那工友看他疼得变颜变色,急忙讨水救命。结果喝下水后症状更重,三舅神志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昏迷。他费了好大功夫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交付那工友,说自己一旦有意外,拜托他照纸条上的地址写一封信,那地址是他亲二哥的工作单位。二舅请了假赶到内蒙工地时,三舅已丧命十多天。工地上的哥们仗义,按公伤凑了些钱买了薄薄一口棺木,就地掩埋了事。都说是暴病身亡,有说盲肠炎的,有说肠梗阻的,也有说肠穿孔的(三年困难时期,吃草根吃树皮,常导致消化不良,这些病属于时代病。与今天的时代病: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一样)。

二舅沉痛不已,觉得自己出生入死打江山,是为亲人们过上好日子;结果落个母亲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自己胼手砥足的三弟,竟然暴尸在异地他乡被草草掩埋。满腹惆怅又无处倾诉,就给二姐夫(我父亲)来了封长信。并郑重嘱咐,三舅去世的消息在家乡要先瞒住三个人:我娘、我姨、我三妗。爹懂得:这三人都是逝者的至亲啊。

三舅离家四个多月之后,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母亲义愤填膺地对我说:“活活把人气煞!你三妗今天来咱家说你三舅死在内蒙,我说:‘好端端怎么会死掉?这是谁咒他呢?’你三妗说是得了暴病,叫什么‘绞肠痧’!娘又问:’你听谁说的?‘她支吾说’人们‘。”我当时也纳闷,怨我娘没追问“人们”是谁,应该有名有姓!我娘这才意意思思对我挑明听说是我三妗招红惹黑,在村里不正经。娘怀疑野男人们造谣生事,盼我三舅遭殃呢。

这样的情形发生过几次后,我爹看再隐瞒不住,才把三舅病死在打工路上的实情通告所有亲人。当时最悲痛的是我娘我姨。娘每常悲叹三舅的英年早逝,念叨不该在他出门前留下那一块钱;再就是心疼那未成年的两个孩子(那年表妹才虚十一岁,表弟虚九岁)。姥姥的失踪和三舅的病逝几乎是发生在同一年。这双重的打击对娘心灵的折磨体现在头上,一年间她浓重乌黑的头发全然变白,突然老了十岁!

我爹虽行伍出身,不乏普通百姓的悲悯之心,每逢节假日就打发我去看两个孩子,看看三妗是否需要帮忙。有时还允许我娘背过爷爷、奶奶,偷偷给三妗处捎些吃食。

我那时正上初中。为什么初中生反而有闲暇呢?记得六一、六二年县立初中三个年级统统改了粮油供应。先前我们是把生产队分到的口粮粜到县城粮站,再吃国家供应,每月领三十斤饭票。现在由每月三十斤减到二十二斤。不足部分由自己家补足。家里不支持再念书的,统一发给肄业证。在校学生每周末都放假,让回家带补贴。我娘给我带的总是老三样:炒面(玉米、谷糠、红薯干、红枣、蒲根等磨成的面)、咸菜、萝卜干儿。吃得我大便干结,苦不堪言。有一次我提出抗议,娘撩起她的裤脚让我看,她的腿老粗,一按一个深坑,已因营养不良患了浮肿病。愧得我无地自容。上有年迈的奶奶爷爷,下有未成年的弟弟妹妹,我实在没理由挑三拣四。

我很乐意去看表妹表弟。正如老百姓所言“香不过猪肉,亲不过姑舅”。姑舅姐弟本来就有血缘亲情。再者,我三妗待我更胜从前。其实,三妗家的茶饭饮食比我们家强很多。每去了三妗处,都有葵花籽、炒黑豆等零嘴儿。有一次,我只给表弟表妹带了两个杂面豆包儿,三妗却背着表弟表妹塞给我个纯白面的三尖(饼儿)。那是用粮票在县城才能买到的高级食品啊。搅了糖精的大三尖虚虚的甜甜的十分滋养舌尖和喉咙。——我原本想省着吃留些给家中的弟妹,没忍住吃了个精光。因此,回去也没有告知爹娘。

确认三舅死亡的消息后,娘嫌三妗不够悲伤。我与娘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次,三妗领我和表妹表弟去看出殡发丧。大概那死者也是暴病早殒吧,那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我见三妗陪着那家属扑噜噜掉泪。当那妻子哭诉到“我不稀罕你东奔西跑呀,不稀罕你挣下万贯家财呀;就盼你平平安安呀,和我养儿育女把娃们培养成才呀……”三妗扶着一双儿女,直哭得不能自持。我理会那就是哭死去的三舅。我跟着也难受了好些时日。这之后,三妗形容憔悴,语言短缺,仿佛换了个人。而且,我还见她动辄在东墙底烧纸钱,那大约也是在祭奠三舅的亡灵吧。

我把这种情形转告母亲后,我娘、我姨与我三妗的关系又亲近了许多。

大约是八、九个月之后,我三妗提出要招赘一个老处男做孩子们的继父。二舅得知这老处男是地主出身,心里不悦。我娘我姨我父亲等都表示赞同。我爹说:“只有家庭出身不亮堂的才娶不下老婆,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样他才会入赘咱家,对咱的人好。你到哪儿找个根正苗红的老光棍呢?——再说,他们又不领证。咱孩子也不改姓,填政审表也不填他!”于是,入赘成功,三妗又变成四口之家。

(未完待续)

胡平:老三届的悲剧

September 8, 2017

八月 30, 2017

半百生涯
就像经历了好几次轮回
我们这代人的生命画卷
竟是如此的支离破碎

一、老三届的生活轨迹

我是老三届的人,最近和几位同样是老三届的朋友聊天,谈起老三届这一代人的遭遇,大家都非常感慨,也非常愤怒。

老三届这代人,也就是在文化革命爆发那一年——1966 年——正在中学读书那一代人,如今,年轻的也已经四十七、八岁,年长的都已经五十二、三岁了。最近几年,国内下岗的人数急剧增加,其中老三届占了一大半。这当然不是老三届人遇到的第一件倒霉事。回顾这几十年,什么倒霉事都让这代人遇上了。

在我们正该长身体的时候,我们遇上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整整挨了三年饿。在我们正该读书学习的时候,我们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停了整整十年学。等到恢复高考,绝大部分老三届同学对于要考的东西,不是缺得太多补不上,就是忘得太多荒废了,到头来,老三届人考上大学或研究生院的比例非常低,后来能在专业上作出成就的就更少更少。

文化革命、上山下乡,不但耽误了老三届的学业和教育,而且也耽误了老三届的青春,耽误了老三届的正常的恋爱、婚姻、家庭和生育。由于革命的禁欲主义,有时候乾脆就是领导的粗暴干预,再加上生活条件的艰苦,前途的渺茫、不确定,大多数老三届人没能及时的恋爱、结婚。等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下乡知青返回城市,社会上有了一大批超过政府规定的晚婚年龄的所谓大男大女。那些比较早就结婚成家的老三届人,情况大多也不妙,因为其中大部分婚姻都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缺少稳固的基础,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离婚潮,主角就是老三届人。

到了八十年代,老三届人基本上都有了一分正式的工作,虽然大部分都只是简单的蓝领工作,社会地位很低,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总还算有某种保障。就在这时,经济改革深入进行,自由竞争引入经济生活,老三届人由于饱受颠簸流离之苦,好不容易才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轻易冒险扔下铁饭碗去下海,这样,他们又错过了重新创业的机会。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经济改革的迅速推进,一方面是经济不景气,失业下岗的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普遍问题。老三届人,由于教育程度低,专业技能差,再加上年龄不上不下,于是就成了下岗政策的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老三届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面临一系列严峻的困难。由于少年时代营养不良,青年时代备尝艰苦,人到中年,身体状况出问题的很多,恰巧在这时社会上又没有了保险医疗,医药费用猛涨。过去上学不要钱,现在干什么都收费,初中高中要收费,大学收费更高,老三届人因为自己失学,格外望子成龙,为子女教育不惜血本,经济上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几乎与老三届人结婚成家同时,政府开始实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现在这个政策好像开始松动了,而老三届人——此处主要指女性——已经过了生育期。

二、“祖国的花朵”是最倒霉的一代

说来实在是莫大的讽刺。老三届人出生在1947 年到1952 年之间,正是中共建国前后,称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曾经一度,他们被认为是祖国的花朵,是最幸福的一代。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其实是最倒霉的一代,是最不幸的一代。我们的父兄辈,有不少人的遭遇也极其悲惨,例如地主、富农、右派,但是他们只是他们那一代人中的一部分,而老三届人的苦难却属于整整一代人。

就在几年之前,国人兴起一股怀旧风,老三届人也不例外,许多老三届人频频地举行座谈会、办回顾展,有些人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好像还很有几分为自己的过去而骄傲的劲头。当时就有一些老三届人提出抗议,到了今天,恐怕没有几个老三届人还能大唱青春无悔的高调了。尽管在现代,人们的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五十岁上下还不能算老,但是那也毕竟不是年轻。对于大部分老三届人来说,能够有所作为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人生已经无情地关闭了希望之门。不是因为他们格外愚蠢,更不是因为他们格外懒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代同龄人却有着最悲惨的命运,这本身就证明了中共的滔天罪恶。

记得在十几二十年前,不少人对老三届这一代还寄予很高的希望,像刘宾雁、李泽厚都对老三届这一代评价很高,期待很高。他们认为老三届这一代阅历丰富,吃过苦,经受过各种磨炼,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熟悉中国国情,善于独立思考,势必会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古人说“艰难玉成”也是这个意思。

不过这种说法不一定靠得住。要说艰难困苦才最有利于人的成长发展,那么我们干什么还要努力建设,为子孙后代创造幸福的环境呢?所谓给后代造福岂不成了给后代造孽?

我承认,艰难困苦对某一些人可能有好处,清代学者赵翼写过两句诗:“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饱经风霜、历经磨难可能会造就大诗人、大文学家、大思想家。但是,在任何一代人中,绝大部分都只是普通的人,平凡的人,他们只要求普通的生活,只要求平凡的幸福。沉重的苦难粉碎了他们平庸的幸福之梦,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沉重的苦难对其他许多类型的人才也没有好处,比如对科学家就没有好处,对运动员也没有好处。说来说去,苦难的经历大概只有利于产生大诗人、大文学家和大思想家。事实上,老三届中确实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但是,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的整体成就并不像人们当初预期得那么高,大部分人好比程咬金,只有三板斧的本事,一出手不同凡响,接下去就显出后劲不足,不容易更上层楼。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文化革命之苦,上山下乡之苦,不但是在物质上,更是在精神上。在我们精神发育成长的年代,文化传统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和中断,外部世界的文化影响遭到严厉的封锁,我们所能获得的精神资源极度贫乏,超过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黑暗的时期。在这样的不毛之地上,居然还能长出思想之花、艺术之花,这本身就算是奇迹了,你怎么还能指望它们长得茂盛、开得鲜艳呢?

三、不要忘掉农村老三届

现在一般人谈起老三届,其实往往是指城市里的老三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农村的老三届。一般人对下乡知青讲得很多,对回乡知青却讲得很少。这个缺憾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不错,农村老三届回乡务农,是和自己的父母家人在一起,不像城里来的下乡知青被迫与父母家人分离。再说,回乡知青本来就是乡里生乡里长,对农村的生活和农业劳动都比较习惯,因此,他们的命运不像城市知青那样有巨大的反差。然而,和城里来的下乡知青相比,他们的生活更缺少希望。招工一般是轮不到他们的。

七十年代末,全国各地的知青都掀起回城风,城里来的知青几乎全数回到城市,而回乡知青则依旧留在乡下,好像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一样。

四、否则,我们甚至对不起自己

不久前,原大陆留学生、现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校区任教的陈意新博士写了一篇很出色的论文《从下乡到下岗》,专门讲到老三届一代、知青一代人的命运,在叙述了这一代人充满不幸的生活之后,陈意新教授提出,这一代人应当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与经济成本。”陈意新认为:“对这代人,国家至少应该以津贴为他们组织以现代化知识为主的成人教育,使他们当中愿意深造的人在退出中年前还可以攀得上改革带来的新机遇,以津贴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使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失去竞争力后仍可过得上小康。”我当然赞成陈意新教授提出的这一主张,但问题是,中共当局会采纳这一主张吗?另外,被共产党亏待虐待的岂只是老三届,岂只是知青?

我们不要忘记,所谓老三届一代人、所谓知青一代人,虽然有着大体一样的共同经历,其实中间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差别。例如中共特权阶层子女,有些人早在上山下乡运动之初就开后门入伍当兵,后来又有许多人以所谓“工农兵学员”的名义上了大学。在共产专制下当官,不靠选举不靠民意,靠关系靠血缘,于是又有许多特权子女成了“第三梯队”。经济改革以来,他们又凭借权势,近水楼台,化公为私,转眼之间就成了所谓“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对他们这一小部分人来说,已经不是要不要补偿的问题,而是“补偿”过度的问题。事实上,对他们的这些“补偿”,就是对其他广大老三届人的又一次剥夺。

不言而喻,老三届人的悲剧命运完全是中共一党专政所造成的。老三届人的悲剧正是中共专制的见证。唯有早日结束中共一党专政,才能结束老三届人的悲剧命运。或者更准确的说,唯有早日结束中共一党专政,才能使老三届的悲剧获得正面意义。与其期望坚持一党专政的当局给我们某种补偿,不如我们自己行动起来,早日结束罪恶的一党专政。老三届人能给后世留下的最大贡献,莫过于让我们遭受过的苦难永远不再发生。共产党在犯下了如此大错之后,即便不辞职下台以谢天下,至少也该允许人家公开批评,允许别人与之和平竞争。哪能像现在这样,仍然把持专制权力不放,欠债不还不说,债务人倒还把债权人压在阴山之下。老三届人若苟且偷生,不敢反抗,那只能留下终生耻辱,不要说愧对先人后人,我们甚至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我们受过的无端苦难,对不起我们被糟践的半世纪人生。◆

2000年10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一辑 阅尽沧桑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

敏一鸿:我与母校女附中

September 8, 2017

* 难忘桃园早读、操场晨练:“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


2017年9月3日是我的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百周年校庆日。远在大洋彼岸的我,无法回母校与师生校友共襄盛典,但心思意念一再重回昔日校园。

东楼前那片绿荫荫的桃园还在吗?当年,那是我们早读背外语单词的地方。冬天,天还没大亮,远处舢板队、排球队,或同学临时组队晨练前的呼号是校园新一天的开始曲:领队呼“为革命!”大家应“刻苦锻炼!”领队呼“为祖国!”大家应“健康工作五十年!”……

从那里出发,走过山南海北,求知与健身的习惯一直伴随着我。而今,“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包括我在美国从事国际广播逾二十年,至今仍以普通话为海内外中文听众服务)的五十周年日已近在咫尺。


*母校校庆一百年,学生出发半世纪* 

1967年12月9日那个严冬的早晨,我和初三的八位学姐在校门口集合,我们一行九人是 “文革”期间女附中最早自愿报名赴“北大荒”的学生。学姐们叫我“初二小孩儿”,我是“老初二四班”(初1967届)学生张鸿敏。

我们九人清一色穿着政府新发的蓝色棉袄棉裤,在棉布紧缺的年代,这就是迎战“北大荒”冰雪严寒的全副铠甲。

一辆大公共汽车专车开到女附中门口,上车再看一眼校门,与母校告别。从这里出发走上社会,至今五十年。专车陆续载上附近几个学校的同学,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之后把我们送到北京火车站,与各校更多赴“北大荒”的同学汇合。

等着上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说是因沿途城市有“武斗”,列车不能正常运行。下午,站台上送行的亲友和同学越聚越多。

瘦小的我在同学全力助推下拨开人群,挤上火车。和我同样瘦小的数学老师马成瑞帮我提着那只褐色旧皮箱。因为人太多,她提着东西上不了车,只好把箱子从车窗递进去。

灰蒙蒙阴冷的天空下,万头攒动。一声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松开伸出窗外与马老师握着的手,16岁的我挥别送行的人们,告别北京,乘专列奔向冰天雪地不可知的未来。

车过山海关后,又给每人发了一顶军绿色羊剪绒护耳棉帽,顿觉更增加几分出征的雄壮。


*马成瑞老师:您好!*

近半个世纪以后,我用Google搜索母校信息,看到特级教师榜上数学老师马成瑞的照片,惊喜万分,遥致问候——马老师,您好!五十三年前,我这个13岁的准新生在女附中门前与您相识,促膝聊天。转眼五十多年过去,老校门早已不在,桃李满天下的您,笑得那么开心!

我上小学时,只知道当时北京实验中学是取分最高的最好的女校,就把她当成自己冲刺的目标。到我考中学1964那年,校名改回早前的校名北京师大女附中,我 一直不知道学校在哪儿。直到1964年8月收到《录取通知》,才知道学校地址。正值暑假,好奇心胜,我在炎炎夏日一口气走了五站(公共汽车)路,拐弯抹角 找到新学校。太阳西斜,红色大门紧闭,只开着一扇小门。值班的田大爷看了我手里的《录取通知》,准许我往里多走几步,瞭望一下校园。

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走来,瘦瘦的,南方口音。得知我是来看学校的新生,说“我叫马成瑞,去年从师大数学系毕业来咱们学校的……”我们促膝坐在校门前的水泥地上,竟聊了好一会儿。

马老师后来并没有教过我们班的课,却成了我的朋友,是我终身难忘的老师之一,这是后话。




*伯力——最早认识的同学,我与伯力有缘* 

能考进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女生的骄傲。戴着“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徽走在街上,会引来赞许或羡慕的眼光。

开学的日子,异常兴奋。初一教室在北楼,迎门一面硕大的方镜,镶在古香古色有敦实底座的紫檀木框子里,照着门厅里一群寻找自己班级的新生往来的身影。

一位穿着淡绿色丝绸短袖衫的同学笑盈盈走过来,月白色半圆形发卡拢住稍稍过耳的头发,“我叫初伯力,伯力是地名,就是哈巴罗夫斯克。我爸是空军,我弟弟名 字也是地名,叫初白令,白令海峡……”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她的名字,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同班同学。此后许多年,每每在地图上看到伯力和白令海峡,我还会想到 初伯力向我通报姓名的时刻。更想不到的是,很多年以后伯力这座城市竟是我走向世界的第一站。


*陌生的语言系统,不同的小学生活* 

母校女附中百年校史与“十月革命”百年实验正好同步,这一百年里,学校和师生们的经历也都深深刻下共产实验的年轮。

据校史记载:女附中的前身是成立于1917年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24年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31年,随北师大和北女 师大合并,改为师大附中女部。1937年改为北师大女附中。中共建政后,与解放区的华北育才学校女部合并。1955年改为“北京实验中学”。1964年回 复为北师大女附中。

因为1949年母校有来自红色根据地华北育才学校女部汇入,我们入校时,教职员工中有一部分骨干是来自解放区的革命干部,学生中更是高干子女云集。 

我刚进女附中,就发现有些新同学互相早就熟识,她们来自“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参大院”“总后大院”……“育英”、“育才”、“育鸿”、“八 一”……“你爸是几 级?”、“我爸是X级”……这是我完全陌生的语言系统。她们聊着自己原来的小学:全日制上课、住校、一星期回家一次、谁与谁是好朋友……

报到的有些手续要到南楼去办。南楼是办公楼,大会议室、校医室、各科教研组办公室都在南楼。

一进门正面是长方形木质屏风,鲜红油漆底色上的金字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手书题字,行书繁体字不太好辨认:“同学们应当立大志,攀高峰。这不只是为了个人,而首先是为了大家,为了社会”。

我们知道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已先后从我校毕业,副总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本校上学。我入学后第二年,刘少奇主席的女儿刘亭亭入校就读……渐渐知道更多国家领导人、各级干部、各界著名人士之女是我校同学。

故此,来自平民学校的学生难免会有“边缘”感。

我1958年上小学,那年“大跃进”,事事改弦更张——小学划片就近入学、课本一律改为简体字,注音字母改为汉语拼音……家里给予我的“学前教育”顿时事倍功半。

我在名不见经传的西城区石碑胡同小学读书六年,全校共有六个教室,每年级两个班分别在上、下午上课,叫“二部制”。不上课的那半天,就近组成“学习小组” 在同学家做作业……在这样的小学,孤陋寡闻。比方说,从没听说过有“音乐教室”这回事,上音乐课时,一台沉重的风琴从来都是由几个大个子同学抬着搬来搬 去……

不同类别的小学,有着大不相同的小学生活和童年记忆。


*师大女附中第一课: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良师郑锦章开发我的潜能*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些出身非高干家庭的学生能凭分数进入女附中,都属于幸运儿。同年级就有分数不够被“照顾”进来的,例如初二某班“老革命”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姐姐成绩好,据说录取时够分数;妹妹成绩差,是“照顾生”,学习一直跟不上,“照顾生”的名头也就如影相随。

得知我校有“照顾生”,想想后怕,多一个“照顾生”,就挤掉一个“合格生”,有谁知道被挤掉的优等生姓甚名谁哪!

再后来知道,我进校后的第二年1965年,随着全社会“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录取新生更加重视“阶级路线”。因此到1966年“文革”血统论猖獗之时“查三代”,1968届初一和高一的“黑五类”比别的年级少得多。

由此看,我是特定时段部分“择优录取”的受益者,如果晚一年,我可能根本进不了女附中。我的幸运,仅仅靠着哪怕多少能有一小点儿的局部“平等”,就成了我的一线天。

小学六年成绩一路领先的我,在师大女附中学到的第一课就是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来自各校的优秀生汇集,更有早早赢在起跑线上的同龄人。

同学中书法好的、外语好的、会拉手风琴的,会画广告画的……个个令我惊讶,自叹弗如。我略有的优势在语文,初一和初二第一学期都是语文科代表。在朗诵和作 文方面,很得语文老师郑锦章的鼓励。记得观摩教学,教室后面坐满外校老师,郑老师让我朗读《哈密瓜的故乡》:在政治空气越来越浓的1965年,郑老师领我 到初中不同年级几个班巡回朗读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片段:“起风了,满山的枫树抖动着身子,鲜红的枫叶飘落下来,一片又一片……”。

初二教室在南楼,门厅左首东墙上,大半面墙是全校作文展览园地,木板墙报的刊头“学园”两个特大号墨笔字饱满而富于美感。各年级语文老师推荐的作文定期在 这里更新,每篇几页稿纸叠着钉起来,再用按钉钉在木板上,便于翻看。“学园”总能保持有二、三十篇“范文”。课间与各年级同学聚在这儿,仰着头欣赏不同风 格的新作文,是我一大享受。作文能上“学园”,意味着一种肯定,我也几次入选。

印象最深是郑锦章老师在课上申明“命题作文不准许写诗歌体”。一次课上,我写完作文,看看时间还多,就以同样题目多写了一篇诗歌体附后,后者居然上了“学园”!那份意外的惊喜与得意,至今没忘。更谢恩师早年栽培!人生后三十年得以采访播音、记述写作为业,深受其益。


*俄语老师马新云与裴静英*

初一共六个班,学校规定前三班学英语,后三班学俄语。母亲知道后,刚开学就陪我去过学校,希望把我调到英语班。学校答复:所有学生都不能调班。

初一的俄语老师是马新云,圆脸,大眼睛,以浑厚的女中音读出每个单词。最特别的是她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突突突突”来上班……她是学生心目中的传奇——鲁迅的儿媳,在苏联买的摩托车……

初二的俄语老师是裴静英。初二那年,课程改革,取消了原来初二的几何和化学课,安排到初三再学;而数学课内容与外语课课时在初二学年加强。

离开女附中十三年后,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公共俄语班,开学测试班里学生程度,以决定教学起点。老师采用的办法是,他读出中文单词,同学抢答俄语怎么 讲,或者老师读出俄语单词,学生抢答中文。想不到当过十年“知青”学业荒废的我,竟然能抢答出不少,“十几年不复习居然没忘!”连自己都惊奇,唯有感谢女 附中二位俄语老师教练的“童子功”。

离开女附中十八年后,我以俄语通过了全国研究生公共外语统考,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离开女附中二十五年后,我有机会在俄国莫斯科生活了二十个月。每有当地人夸奖我这个外国人俄语发音还不错时,都是对早期教我俄语的女附中老师们的夸奖。谁都知道,学习外语,发音先入为主。

离开女附中三十年以后,我在美国西部一个城市意外遇到初二时的俄语老师裴静英,她已退休定居美国享受天伦之乐。欢聚畅谈之后,我与她的女儿、孙辈们合影,记录下这人生难得的巧遇。

离开女附中三十四年以后,我在美国通过越洋电话在母校老师的帮助下得到了马新云老师家的电话号码,再次听到中学记忆中马老师那亲切浑厚的女中音。随后我采 访了她的先生、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人物——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之后制作播出了上、下两集专题节目《<鲁迅与我七十年>与作者周海婴》。


*当年关于理想的激烈辩论和后来始料不及的残酷现实*

走进女附中的学生,谁没有美丽的梦想!清楚记得有一次在大操场边锅炉房背后的高台(那里常常作为集会的讲台)上,同学们演讲的题目是“女附中学生的理 想”。有同学说要当女作家、有同学说要当中国的居里夫人,还有人说要当中国的女总理、女部长(倒是没人敢说要当女主席)……后来激烈辩论起来——做什么对 中国贡献更大?……

无论如何,走进女附中的学生,潜意识里觉得咱学校直通着大学校门,虽然知道中间还要经过一次高中统考,也有被淘汰到低分学校的可能,但自信那种可能不会属于一直努力着的自己。所以,大家只是集中纠结于从这里毕业后该进哪所大学的校门?该学哪个专业为好?

我们初二四班教室在南楼正门左转右侧第四间。全班同学走进这间教室的时候,万万不会想到我们今生今世只有初二,没有初三,这是我们中学时代最后一间教室、最后一站。我们将在这里告别中学时代,其中大部分同学,今生再没有重新走进学校的机会,再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


*社会与校内政治空气紧张,“阶级斗争”之弦绷紧的1965-1966年之交* 

1964年入校后不久,开始“学习教育方针”,政治空气渐浓。教育方针的主要内容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社会上正搞“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往农村派工作队搞“四清”。舞台上在演《箭杆河边》,银幕上在放《千万不要忘记》(意思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政治课枯燥的内容被日益提升到高于重于其它一切课程的高度,乖乖牌好好学习的女生头脑,被越来越拧紧“阶级斗争”的发条。

1965年底1966年初,社会上阶级斗争气氛更浓。报纸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字样已经在报刊上越来越高频率出现。

班里气氛有明显变化,升入初二开始有人申请入团,高二四“姐姐班”派来的李辅导员开始跟同学 “一对一”谈入团、谈出身……听话听音,我听出虽然她肯定我的优点,但我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好像属于必须被特别严肃对待的一类。

入团,原本在我看来,意味着优秀与成熟。女附中校徽上加一枚团徽,可称当年北京女中学生最完美、最令人艳羡的“标配”。

我的同桌于同学最早入团。她年龄稍大,少年老成,很少说话,即使老师提问叫到她,她站起来半晌不说话,老师只好让她坐下。看她佩戴上大家羡慕的团徽,团员标准在我心里突然变成一团迷雾。

大约同一时期,我们班的“干部”和“班务”有一次较大“驿动”。我稳稳地当了一年多的语文科代表,不知怎的就换成由外号“学儒”的同学担任。“学儒”语文成绩确实不错,但我也还算领先,而且我并没有失职啊。不久,“学儒”也入团了。

她们的共同点是父辈都有非同一般的红色革命资历。

一些同学的手里开始有红色塑料封套的《毛主席语录》,都是红色家庭从“内部”得到的,不时在同学眼前晃一晃,显示着一种优越。

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一步步向我们逼近。


*校园突现大字报,学业嘎然终止,人生从此被改写*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2日中午,我们初中几个班从西南郊苗圃劳动归来。与以往一样,女附中学生队列所到之处,歌声整齐嘹亮,只要有同学起头,大家立即跟上,好像没有不会唱的革命歌曲。劳动既已结束,疲劳得到放松,歌声分外高亢。

初二二班的高红十同学在领唱“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大家立即跟上“作革命的接班人!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歌声与强有力打着拍子的整齐步伐声在街道两旁的大楼间回响,学校已经很近了。

唱着歌凯旋般走进校园的我们,瞬间惊呆——礼堂外、锅炉房高台、宿舍楼墙上贴了很多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最醒目的一张署名是“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她们是全校知名的凤毛麟角的高中学生党员。

从此全校停课,继而全北京大、中、小学停课。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非战争时期全国所有在校学生无课可上、无学可升的时代被我们在中国赶上了!我们“老”在了自己此时此刻的“年级”,因而后来有了共同的称号,中国有前所未有的专有名词——中学“老三届”和大学“老五届”。


*师大女附中的1966年8月4日*

1966年7月底8月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贴在礼堂、南楼和宿舍楼门口。“拼爹时代”的肃煞与恐怖气氛充斥校园。

我的父亲是1937年至1946年全程参加抗战的国军军人,我的“家庭出身”在“文革”“血统论”的归类中属于“黑五类”中“最黑”。

1966年8月3日晚,几个同学到我家通知“明早一定要到校,否则格杀勿论”。

第二天一进教室,见课桌贴着三面墙摆放,凹处有几排椅子。班里四十多名同学一夜间被分成三类:20个“红五类”同学(父母至少有一方1945年以前加入中 共)坐在椅子上;10个“黑五类”同学一字排开,被一根长绳拴住,站在放讲桌的水泥台前,背向黑板,面朝大家;其余十几个出身“不红不黑”的同学坐在地上 观看,不能动手,但要参与揭发批判。“红五类”有充分的“革命”权力,对“黑五类”尽可打骂斗争。

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的险恶,从13岁到15岁不足两年的中学生活里,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忆起、提交,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可聊以自慰的是,10个“黑五类”无一例外被凑足了“材料”,殴打与批判一再交替。

同班同学,女孩子打女孩子,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糨糊和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要我们揭发父母,承认自己是“狗崽子”。面对朝夕相处的同学,女孩子最珍爱的自尊所遭受的践踏,言语难表。

当天,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了这样的“批斗会”。中午,高中的黄同学开门通知我们班“红五类”头头“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

班“头头”要求我们明天上午必须到校。


*师大女附中的1966年8月5日*

1966年8月5日,我和许多“黑五类”同学一起被押到操场看校领导挨批斗,说是“斗黑帮”。八月烈日下那幅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
锅炉房高台北侧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卞仲耘校长被同学团团围住,你推我搡,拳脚相加,棍棒挥动。一向倔犟的胡志涛副校长头发被揪乱,有同学往她头上浇紫墨汁、扣字纸篓,她嘟囔着,哭丧的脸上仍透着不服。
我们这些被押着来看的,因拥挤推搡,渐渐乱了队形。只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

在大操场上被批斗殴打之后,卞校长和其他校领导们被带到另外的地方,有人跟去,有人走散,原来押着我们的“红五类”们不见了。我和同班“黑五类”魏同学、崔同学和孙同学赶快像往常一样,躲到后院堆放生物课用的人体和动物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选》“避难”去了。

根据几位校友的文字回忆,后来卞校长被押到后边小操场干重活,再后来她又被押到宿舍楼里受到各种折磨,因为楼道狭窄,从旁目击者不多。
8月6日,高中学生党员刘进通过校内各教室喇叭广播,告知卞校長前一天被送进邮电醫院,宣告死亡。

后来又得知,其实送进醫院前已经去世。

卞校长是“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

卞校长是“老革命”,她是红色革命的参加者,也是被红色革命吞噬的受难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宋彬彬——红八月——拼爹时代*

13天之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你 叫什么名字?”她说“宋彬彬”。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 这是“最高统帅”对暴力殴打和杀戮表示的认可。这段著名的对话通过广播、电视和报刊迅速传遍中国。

此后,在北京、在中国各地,又有许多教育工作者死在自己学生的棍棒拳脚之下。”文革“红八月”是暴力杀戮的高潮,据官方统计,仅仅这一个月内,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就打死1,772人。

从6月2日全校停课到8月4日同学群殴斗争同学,5日学生群殴斗争校领导,(详忆见敏一鸿:《卞仲耘致死案钩沉与省思》一文),再到全社会“红八月”的恐 怖杀戮……我亲见红色中国在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文火慢功”之后,短短两个月怎样燃成熊熊烈焰,将学生们,包括文弱女生变成行凶暴徒的全过程。

女附中与众学校不同的学生来源“通天”的特点,使她成为中国政治生态大版图的一个小缩影。

随着“文革”愈演愈烈,一些“红五类”同学的“老革命”父母被打成“走资派”、“黑帮”,一夜间就变成了“黑五类”。就“血统”来说,其类型和颜色本来具有与生俱来、生而不变的固定性,但在荒唐诡异的政治游戏中,血液也可以一夜“变色”。

“文革”最早期,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老革命”笔杆子邓拓于1966年5月17日夜里自杀,成为最 早以死相抗者,女附中同学们注意到邓拓的女儿初二二班文弱的邓小虹同学在校园里一直表情凝重一脸茫然,她最早不再佩戴红领巾。

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副总理邓小平分别成了“中国第一、二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女儿、女附中初一二班的刘亭亭同学和邓小平的女儿、女附中高一一班的邓榕同学从最活跃、最红的“红五类”,一下子变成沉默的、最黑的“黑五类”。

她们人生的大起大落,为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残酷荒诞的“血统论拼爹时代”作了最经典的注脚。


*在“文革”冷酷的铁血年代,感受老师们真情关爱的人间温暖*

学生群体施暴,殴打斗争校长、老师和同学,人间正常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被疯狂践踏。登峰造极的邪恶,假“革命”之名,美其名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资产阶级的反”。这是古今未有的邪恶一页,先行写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进而写在全中国1966年的历史上。

然而,即使在最残酷无情的“文革”铁血年代,在师生关系对立、人人自危、不敢“沾黑”的“阶级斗争”险风恶浪之中,仍有一些老师凭着自己的良知和恻隐之心,关爱被压制迫害的学生。包括从未教过我们班课的老师,成了我们的良师益友,我非常珍惜这份记忆。

1966年,先是我母亲自杀,后是我在班里挨斗,紧接着卞校长被群殴致死……我越来越恐惧自危,我知道了“说话”和“写日记”何其危险……我烧掉了自己自小学三年级以后连续五年的日记,我以沉默不语应对凶险的环境。

体育老师张婉蓉个子不高,宽宽的额头,满脸慈祥,她主动接近我说“看你这活泼开朗的孩子,一下子变得这麽孤僻”。“孤僻”这词,从小学到初二,八年里在所有老师给我的评语中从来没出现过。张老师常常到教室来,坐在我身边跟我聊天,让我感受到母亲般的爱怜。

数学老师金元没教过我们班,在师生关系紧张的日子,她那乐观爽朗的笑声,总让我感到她是可以信赖的,是随时能帮助我的大朋友。

生物老师白正衡负责帮助准备上山下乡的同学与外界联系,有问必答,辛苦耐心……

我在女附中认识的第一位老师马成瑞,一直没有教过我们班的课,马老师在“文革”中对我关心最多,时常一起聊天,有时还让我到附近教工宿舍她的住处坐坐……直到把我送上奔向“北大荒”的列车。

在下乡后十年里不多的按日掐算的“探亲假”回北京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去看望马老师,也看望过其他几位老师,一次次唤起我在腥风血雨年代里那不多的温暖记忆。


*装甲兵进校军训:女附中历史上怪诞的一幕*

1967年春,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进校军训,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稻草和麦秸铺在教室里,秸秆通铺中间留出一小条下脚的地方。全班同学都住进教室,人挨人以各自窄窄的褥子为界,划出每人的“领地”。

个头很高皮肤黝黑的装甲兵排长冯天发自我介绍,特别把装甲兵说成“庄稼兵”,说自己来自农村,是庄稼人。他常常队前训话,或盘腿正坐在秸秆上跟大家促膝谈心。

中国领袖毛泽东说“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当时学生崇拜毛泽东,也就崇拜解放军,专心听冯排长讲话。目不转睛看着他,很快记住他的特点,包括他那显然一说话就太过频繁眨动着的不大的眼睛……

如今我已年过花甲,重温旧事,想像着当年驾驭坦克的二十多岁的庄稼兵,忽然被派到四十几个清一色十六岁花季女学生中间担负教导责任,坐在她们的铺位旁循循善诱,会是怎样的心情?有着怎样的怪诞?……

写到这里,还是忍俊不禁。

但当时没一个人敢觉得可笑,严肃是绝对的主旋律。无论如何,冯天发排长是个尽职尽责的客串儿老师。

显然,他也清楚知道每个人的家庭背景。他们来执行军训的内容之一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括否定“血统论”的对联,给“黑五类”指出唯一的光明大路——听毛主席的话“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尽管冯排长给我和同学们的印象质朴可信,我还是清楚地知道,因为我的家庭情况,自己仍被锁定在“黑色”一族,无可逃遁。


*九位女附中同学人生新一站——“北大荒”,黑龙江省宝清县八五二农场三分场*

“黑帮”、“黑五类”……黑色在我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但我心里从来不认为自己属于“黑暗”世界,我愿意将自己的生命附丽于光明和进步的事业。

内心简单的推理是:工人和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建设祖国,与他们相结合没有什么不好,只要用吃苦受累能“洗白”自己,我会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属于黑色营垒。

于是,1967年12月,16岁初二的我,找到17岁初三的八位报名去“北大荒”的学姐,结伴去了黑龙江八五二农场。

到三分场场部当晚,我们住在一个能睡几十人的长长的帐篷里,两旁铺位间通道上,几个废弃的铁质大油桶作炉子,烟筒横着走一大段,再向上伸出帐篷外。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女附中九位同学一起爬上场部背后白雪覆盖的尖山子,登顶看日出。

同列车分在三分场的有北京各校很多男女学生。女附中初三四班的胡全瑜、周晓红、钱德琳、朱新青四位学姐被分到一队,初三二班的刘仲文、忻明智、谭琏、沈新四位学姐和我被分到四队。我的十年“北大荒”生活开始了。

在以后的十年里,白雪皑皑与绿树茵茵周而复始的尖山子,见证我们如何将青春岁月、真诚与汗水注入这片黑土地,化作小麦、大豆、玉米一车车原粮,上交国家,运往四方。


*“北大荒”:向往光明,历练十年;渴望上学,一梦难圆*

我在“北大荒”十年,干过田间各样农活,也当过保育员、饲养员、粮食化验员、晒场保管员,还当过副连长和连队指导员。扛着一百六十斤的出口大豆麻袋装汽 车,扛着几十斤原粮的麻袋上两节跳板入囤,是基本功。受灾的涝年,拖拉机下不了地,在齐腰深的水里捞麦子、在雪地里挥镰刀割大豆、手指戴着铁抓钩掰苞米、 摄氏零下42度在排水工地上夜班……

尽管体力劳动繁重,因为与四位女附中学姐和北京八中等校同学在一个连队, 读书好学的“知青”多,带着字典和书籍的多、有书传着看的多。大家几度办夜校、开诗歌会,写墙报黑板报更是从未间断。

大宿舍里,来自北京、天津、哈尔滨的“知青”同居一室,有时为了确定一个字的正确读音,吵到非翻字典不可……旁边也有人不解地喊“叫什么真儿啊?念什么不行呀?还是没累着。”

殊不知,在文化百无一用的年代,没人会想到,写黑板报成为若干年后当教师的必要准备;正音正字成为若干年后当播音主持的一分积累……

母校女附中“文革”前对学生好学求知精神的肯定与鼓励,让学生在无可指望的年代,勤学不止,终身受益。

我在农场从事各种行当,干什么,就学什么。当晒场保管员,就自学气象学,观云识天气;当养猪班长,就学习饲养和兽医知识……

1971年深秋,看到《兵团战士报》上刊登八五二农场二分场13连养猪班“牛胃液发酵饲料”试制成功,养猪班长北京知青杨XX功不可没——竟是女附中我同班的杨同学!

我们连队派我去学习先进经验。那天下午我到达13连时,夕阳西下,杨同学在地里放猪还没回来。老职工听说我是她的同学,围着我讲她多么能干,讲她的很多趣事……

见面的一刻百感交集:1966年8月4日班级批斗会,她是可以坐椅子的,我是站在台前被绳子拴住的……时隔五年,她红扑扑的圆脸,好像更胖了点儿。

做梦也想不到,如今同是两个养猪班长的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重逢!我俩大笑着,周围人跟着笑,但只有我俩明白这大笑的全部意味。百感交集的我们,开口说的都是“发酵饲料”和养猪的事儿……

人们渐渐散去,屋外的秋夜分外静谧,皓月当空,飘着零星的清雪,我俩在月光里并肩慢慢走着。

她说“我是投奔我姐来的,前些时候,家里已经把我姐办回城了,过不了多久也会把我办回去。”我说“以后又难得再见面了”。她诚恳地说“真的,很对不起。” 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没什么,那时我们都小”我说。我有一点儿知足地想“现在扯平了,我们平等了”,马上又想“其实没有,她们想回城就能回去,我不 能。”

1970年代初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我虽然连年被高票推荐,都因政审通不过,上不成学。每次被推荐,都有回北京探亲的“知青”把好消息告诉我父亲,之后因政审通不过而落选,对父亲的打击更甚于我。

1975年因邓小平复出“落实政策”,我被破天荒“重用”派到另一连队当副连长。这年推选工农兵学员,20个小单位投票,我得19票,随后被告知不能去上 大学,要提拔我当正指导员。眼睁睁看着得1票的上海陈姓女“知青”收拾行李去复旦大学读无机化学专业……我与大学失之交臂,我与化学无缘,我与复旦无缘, 我有我的定命。

与我同车去“北大荒”分在另一个生产队的四位初三四班学姐中有三位先后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我们同队的五个女附中学生无一人当上“工农兵学员”。

对于城里长大的女孩来说,“北大荒”严寒的气候,过重的劳动,可谓严峻挑战,甚至会威胁健康。有女附中体育锻炼习惯的我,只要有机会,都不忘体育运动。当 晒场管理员时,我每天围着晒场跑步、作俯卧撑……在女附中晨练时的呼号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五十年来无数次回响在我耳边。

每年参加农场运动会,我的短跑、中长跑常拿名次。


*阴差阳错:无奈错过“老三届”高考头班车* 

1977年,是千百万“知青”命运的转折点。 

1977年6月,我在“北大荒”收到北京电报,父亲食道癌晚期已不能手术,医生说生命不会超过六个月,需人照顾。母亲11年前自杀身亡,父亲没有再婚,我只有一个小我5岁的妹妹。我赶回北京,和妹妹轮流在医院陪床。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统考定于冬季举行。

因为我的户口在黑龙江,只能在黑龙江报名考试。重病的父亲让我赶快回“北大荒”报名高考。我说“以后年年都可以考,等您病好了我再考。”

11月18日父亲病逝。七七级全国高考报名已经结束。22天后的12月10日是“文革”后恢复首次全国高考统考的第一天,之前一天恰是我下乡十周年的日子,我被命运再次甩在大学门外。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又回到“北大荒”


*返城回到北京:罪己错过“老三届”高考末班车* 

1978年2月父亲单位以父母双亡的条件帮我办“困退”回到北京待业。我的先生朱晓明是当年与我同车去“北大荒”分在同一生产队的北京八中初三学生。他早我半年返城,回到他父母“文革”中从北京下放地点承德。

1978年我们正预备一起参加高考时,我发现怀孕了。我先生去参加高考,我决定推迟一年。不但为了顺利把孩子生下来,也为了保住我和孩子的北京户口,这样的权衡,当今年轻的校友们一定听不明白,也无法理解。

待业的日子在街上偶遇女附中同年级初二一班同学、乒乓高手孙晓华。她讲自己怎样在1978年秋挺着快要临产的大肚子进考场,赶上了高考末班车,正在读大学……

我受到沉重的一击,从此知道,我没能进大学是自己的错,也许一生无法挽回。


*后半辈子怎么过?是天天看着别人上学,还是绝地奋发求学*

次年,1979年高考简章贴出来,很多科目都降低了报名年龄上限,显然渐渐不再收容“老三届”。先生考到省会上学,我一人在北京带着孩子,无法脱身。

待业将近两年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一五六中学(原北京女六中)传达室看大门。

进传达室第一天,正在等待我接替的一位老妈妈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我,问“认字吗?”我差点没哭出来,忍住泪点了一下头。她交了班走出去。

领我来“上岗”的总务主任告诉我,刚刚交班的这位老师原来任课,她女儿也是下乡“知青”,因为返城手续办不成,探亲时一气之下在自家院里大树上上吊自尽。这位老师受刺激,不能正常上课,临时到传达室替班……我才知道她和她女儿无可挽回的不幸。

此后,我每天分发报纸、信件,停电时电铃不工作,我绕着操场摇着上课、下课的铜铃铛。

教职员工来来往往,我这28岁的女勤杂工,马上成了学校一景。老师们很快就知道了“传达室新来的看门人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老师们又告诉我“咱们这学校(北京女六中)的优等生李XX同学下乡回来现在在不远的西四中学当清扫工!”。不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还是一并惋惜?

我坐在传达室里,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常想:命运为什么要和我开这麽尖刻的玩笑?!我以满分考进师大女附中,只上到初二。响应党和领袖的号召,十度春秋汗洒边疆,难道就为了后半辈子坐在这里天天看着别人上学,终老此生?我绝不甘心!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第二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招收在职学生,凭本单位介绍信报名考试。

教导处不给我开证明,“你工作不对口。”“我想上学,哪个专业对我的口?”

“反正你不行”。

我去求校长帮助。校长很忙,比我下班还晚。我不敢打扰,下班后就等在校长室门口。

校长方幼玲非常慈祥,她听了我的事由,说“教导处掌握条件,我帮不上忙”。

我想不通,也不甘心:“就请学校如实介绍我是这个学校勤杂工行不行?师大如果不让我参加考试,或我考不上,我也就死心了,不后悔了”我婉言央求。每天下班后,继续在校长室门前等候,不停地变换着恳求的说辞……足有二十多天吧,眼看快到报名截止日期,我的恳求也更加急切。

报名截止日前两、三天,方校长看见我,长叹了一声“唉!——”她找到教导主任说“给她开个介绍信吧,不就是报个名考个试嘛,也不是保送,谁知道她能不能考上呢!”教导主任马上就给开了介绍信。

我去向方校长道谢,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女儿也是下乡回来的。”


*从告别师大女附中校园到登上二龙路中学讲台,跨过这条窄马路,我花了15年时间* 

1980年秋天,我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学生。上课时间是晚上和周末。這是中国重点大学最早開辦的夜大學,是有识之士们出手第二轮挽救“文革”失 学“老三届”们的“安慰号”收容列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任课教师与全日制本科接近。二百多同学在文史楼大阶梯教室上课,同学大都在与文史有关的单位上 班,夜里放学时的自行车流颇有几分壮观。

我在北京只身带着蹒跚学步的儿子,边工作,边上学。无论严寒酷暑,下班后,自行车轮飞转,风雨无阻。那是刻苦而疯狂的岁月。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为这列收容车的开出和高效运行尽心竭力、待我们与全日制同学全无二致的老师们。这些践行“有教无类”教书救人的好教授,其中不乏名教授:马家骏、刘宗绪、刘乃和、章景琪,还有一位负责教务的郝老师……是我们生命中的恩人。

那是把历史年表用毛笔抄成大字报贴在家里墙上,抱着孩子也能记的日子;

那是把外语单词贴在厨房锅台边时常更换,做着饭也能背的年月……

三年後,我拿到大專毕业文憑,成爲北京二龙路中學的歷史教師,同时继续修读历史系本科。

站在二龙路中学教室的讲台上,我能看见与母校女附中仅隔一條窄路的我读初一时的北楼。母校已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1982、1983年间,北京市教育系统开展“分析文革成因、反思文革教训”的活动。暑假里,各校教师返校,与附近学校就近组成大组,再按学科分成小组,回忆文革经历,学习、反思、讨论。二龙路中学和实验中学被划为一个大组。

我跟着历史教研组长杨群荣老师走进南楼指定的教室,实验中学的历史教师们已经等在那里,其中有我当年的历史老师张少勋先生。

我们每人依次先简短回忆自己的“文革”经历……环顾教室,我突然觉得这个教室就是当年初二四班教室,我不敢相信真会有这样的巧合。

会间休息,我赶快跑到门厅,仔细数着右首的教室“一、二、三、四”,再数一遍,千真万确是当年初二四班教室!此刻对“文革”的回忆,在我成为旧地重游、实地追忆。此后,我还向张少勋老师多次讨教若干历史教学法……

这次重回母校、往事重提,真是一桩奇事!历史的因果与人生各种因缘际会竟是如此不可思议的奇妙神秘! 

女附中百年校庆前夕,我在网上更多留意母校的消息,才知道北京二龙路中学现名为北师大实验二龙路中学,同属北师大实验教育集团。这是否意味着,我有了作为曾经的教师与曾经的学生双重的校友身份?莫非是又种一奇缘? 


*曾经有幸考进女附中,一生珍惜并且力争公平竞争*

在二龙路中学作历史教师,当学生低头答题时,我常有意无意看一眼自己上初一时的北楼,亲身体会着公平考试获得文凭带给我的命运转变,也看到更多的机会与可能。

在北京一五六中学和二龙路中学工作期间,我听到很多中学教师的个人故事和他们对普通教育现状的看法,自己也有很多亲身体会。

从教两年多以后,我应聘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录用,作调研员,更多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和社会问题 涌进我的视野。

我特别希望能把自己和同时代人所经历的一切,把各种见闻、重大社会问题记录下来,于是萌生報考中文或新聞专业、修读更高學位的想法,遂报考了新闻系研究生。当时年龄已达允许报考的上限,胜败在此一举。

我在北京師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學修完五年课程,获得本科毕业文憑。就在参加毕业典礼临出家门时,收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采编专业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首届二百多名学生中当时唯一考取全日制大学研究生者。

我是幸运的,回顾中国近六十多年的历史,升学不看家庭出身、不大规模拼爹“递条子”、能够大体“公平考试、择优录取”的年份屈指可数。我毕竟赶上过一年,赶上过一次,只一次就完全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因此,我时刻不敢忘记那些像我过去一样得不到公平机会的人们,我知道只要没有确保平等公平的机制,就会有无数被屈枉和埋没的人!

我感谢一路上数不清的给过我各种帮助的师友,我也知道强大的学习动力来自各方合力,其中不乏母校女附中给我的底气。

在人生路上第一次统考中,能凭成绩进入北京取分最高女子中学母校女附中,它所给予人的自信会一生受用。更难忘曾在女附中经历过的疯狂岁月,遭遇过甚于别校的不平等、歧视与虐待,深知践踏自由平等人权的“血统论”怎样残害人的身心,使加害者和受害者都不会有正常的人生。 

因为有过这样的曾经,我终生不会放弃追问: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终生不会忘记,要为还没得到平等公平权利的人们作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人类的良知与女附中曾赋予我和我校友们的求知好学精神与社会责任感,是我们心中不灭的火种。我相信,百年来女附中校友已经用自己的年华在我们所生活的特殊年代,写就出无数顽强与命运抗争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人生路上公平竞争的优胜者,一辈子对争取和维护平等与公平情有独钟。


*再回母校时,何以报师恩* 

带着人生三十几年收获的各种各样的真实故事,我走进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因自己的命运随着国运变化,我不能不关心国运、关注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一九八零年代,深切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普通教育的发展、人心灵的健康等方面都直接关系中国命运。

在广播学院读研期间,我曾花一、两年课余时间继续调查走访多所中小学、几十位教师,以及精神病院医生、病人 …… 我与报告文学课老师、作家苏晓康先生合著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和《活狱——关于我们心灵的报告》。

作家冰心老人读到《神圣忧思录》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我请求》,请求每一个知书识字的中国人都读读我们这篇报告文学。赵紫阳总理因而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给全国中小学教师提高工资百分之十。

1987年夏天我从广播学院新闻系畢業,后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我先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总编室作编辑,后在“午间半小时”节目作记者、编辑。

与苏晓康先生合作两篇报告文学之后,我与他谈起“文革”中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之死,我们又投入相关的采访(后因突发重大事件,有关卞仲耘校长之死的采访中断)。

回想当时几次重回母校,也到北京四中去采访过“文革”时的女附中教导主任刘秀莹,她已是四中的校长。

去实验中学采访,接待我们的当时的副校长张锦斋老师(后来多年担任实验中学校长),正是我们初二四班当年的班主任。突然间时空倒错,不禁想起当年调皮的我 们爱学张老师的山东口音,他在黑板上演示对数题,刚开口说“Log……”大家就齐声学着他的山东腔“零点零零零零……”恶作剧故意把“零”念很多,拖着长 声不肯停。年轻英俊而又和善的张老师回头看看我们,只是一笑,有时有点脸红……

实验中学高中学生告诉我,语文老师刘超尘把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列入课外必读篇目。

1987年七十周年校庆时,终于见到多年想念的语文老师郑锦章,老师还记得我,能叫出我的名字。想到当年的“第一推动力”,我对恩师有道不尽的感谢。


*登上领奖台:我是平等竞争的受益者,有责任为争取更大范围的自由平等人权而工作*

1996年2月,我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UBC校园内的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作了半年访问学者,提交了关于《近年中国婚姻家庭问题新特点》的研究报告。9月进入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台福神学院,后获基督教研究硕士。

上学期间开始兼作国际广播普通话节目特约记者。1998年7月毕业后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全职主持访谈节目,记录口述历史,关注中国现实,已经进入第二十年。

二十年来,多次获各种新闻专业奖。在美国纽约,我两度登上美国妇女广播电视基金会“Gracie Allen”奖领奖台。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专业评奖中,成为为数不多的亚裔获奖者。

当我站在台上发表获奖感言,面对众多世界各国广播电视界女同行,举起沉重的奖座,当我站在各种领奖台上……最深的感受莫过于——此时,我是平等竞争的再次受益者;过去,我曾是不平等侵权的受害者,我有责任继续为争取更大范围的自由平等人权而努力工作。

我的多卷本(六卷)访谈录《穿墙的短波》近年已在香港出版第一卷《记录红色中国》和第二卷《红潮沉浮录》。另在香港出版了《走向开端——一个中国人的寻找与仰望》,记录了我接受基督信仰的心路历程。以上三本书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一些大学图书馆收藏。

在以上每本书中,都有关于卞仲耘校长之死和“红八月”的记述与思考。

1994年,我第一次通读《圣经》之后,一个从未有过的自问在心中盘桓:“1966年8月4日我成为被打的学生,是因为别人让我打人我不打,结果成了被打的,还是也想加入打人的一伙去“革命”,人家说我不够资格,而注定成为被打的?”
我凭良心如实回答:“我被打,不是在打人与不打人之间自觉选择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十五岁的我,如果出生在‘红五类’家庭,所做的与我的‘红五类’同学不会有什么两样。”
是谁把女附中学生变成了打手?是谁把美丽的青春之花,撕碎在“文革‘红八月’”,浸泡在卞仲耘校长的血案里?
1966年8月4日和5日两天我在女附中亲历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铸成了我的人生道路。卞仲耘校长以她的死,留给我一个必须追问的“为什么?”留下一份需要以一生完成的作业。 


*百年校庆:回忆的温馨与痛苦,记录的义务与责任*

我在美国主持中文广播节目的早期,即把“卞仲耘校长之死”与“红八月”列入报道选题,采访过多位事件当事人和“文革”研究者。多次采访卞仲耘校长的先生王 晶垚,采访女附中学姐王友琴,也采访女附中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每次采访,我的心思意念都在当下与当年之间、在大洋彼岸与女附中校园之间往返穿行。 

卞仲耘校长遇难四十一年后,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王晶垚先生,他保存着卞校长遇难后的照片、血衣和其它遗物至今,他多次讲述卞校长离家前后的细节,多年执着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相与真凶……
从1999年到现在,几乎每年8月在我主持的节目中都有关于卞仲耘校长遇难事件回顾反思与研究专题访谈。例如:《八月的纪念》、《再谈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卞仲耘校长和她的学生们》……

女附中“文革”时高一三班王友琴学姐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王友琴博士以历史义工身份,用三十多年业余时间,记录了包括卞仲耘校长在内的中国六百五十九 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丧生经过。对王友琴学姐所做的工作,我深怀钦敬。五十一年来,王友琴和一切如实回忆记述“文革”经历和史实的校友,为1966年 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挽回荣誉。

当我为百年校庆赶些这篇文章时,王友琴带着她的美国学生去北京进行暑期教学项目刚刚返回美国。她告诉我,现年96岁的王晶垚先生现在医院里,已经辨认不清亲友了。老人家为寻求命案真相努力了半个世纪,真相与公平仍未求得。

百年校庆临近,而王晶垚老人已经没有机会到爱妻殒命之地作一次真相大白、沉冤昭雪后的祭奠与回忆!

百年校庆临近,卞仲耘校长在天之灵是否会来看看她曾经付出心血的工作之地?看看当年被“阶级斗争”挑动起来作了杀手的学生们五十年后重回校园是否有了些长进?

近日母校校园里百年庆典活动彩排的照片传到我的手机上,喜庆气氛扑面而来,看着学弟学妹们年轻的笑脸,想到当初我这女附中年龄最小的“知青”,而今已年过花甲,怎能不百感交集!

百年名校,走出无数杰出的校友。桃李满天下的母校,送出的每一位学子,无论人生经历如何,生命形态怎样,都是这百年中国历史的一颗活化石。

我们生在中国,生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空前绝后的进行共产实验的这一百年里。我想,我们有责任记录下自己的人生故事,记录下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见闻。如同拿出一小块“帕则” (puzzle)拼版,为最大限度拼出历史全景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无愧历史,无愧人生。

尚未退休的我,空余时间不多。在百年校庆日9月3日前紧赶慢赶,希望这篇来不及精雕细刻的文字,能带着我的心意、回忆和对母校与老师们无尽的感谢,飞越大洋,飞往百年校庆日欢乐的母校校园。

记忆中东楼前面桃园早读之地浓密的绿荫,在我心里仍是那么清新;操场上晨练的呼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又再次回响耳边。

眼前浮现1967年12月9日早晨与八位初三学姐一起在女附中校门口登上大汽车告别学校那终身难忘的一刻,八位学姐们,现在你们在哪里?校庆日返校了吗?我们曾在同一时刻辞别母校,风雨半世纪,五十周年,即将届满。

南楼展览学生作文的“学园”还在吗?尽管我明知时过境迁、关山阻隔,障碍重重……还是执着地梦想着——这篇为百年校庆、也为我1964年9月1日开学入读 女附中的53周年特意赶写的几页朴拙的文字,能被老师批准贴到意念中南楼门厅东墙的“学园”上(笑),能与同学校友的百年校庆之作并肩摆在一起,也许现 在,也许将来,或许只能放在未来的某本《轶文集》中……

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百年校庆的鼓号响起。此时此刻,遥遥祝福母校!向新老校友、各位老师和同学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2017年9月1日 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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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活佛”的共产主义转型

September 8, 2017

空山余潭coolboy527 2017-09-08 10:23:12

​最近形势大好,刘强东要实现共产主义,“活佛”也跟进了。昨天在TOM网新闻版上看到一则消息:9月5日,热烈庆祝中国香港共产主义研究会成立“北京交流会”在京隆重举行,开国将帅后代等百人参加了活动。在资本主义的香港成立共产主义研究会当然是好事,成立后再到北京来交流,那更是好事。这好事是谁发起的?

发起人名列第一的是:空气制水机发明人、马来西亚拿督、吴达镕教授,排在他后面的是毛泽东主席之侄女毛小青,革命家任弼时之女任远芳,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女陈冰兵,开国上将贺炳炎之女贺北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李德生之子李南征将军。看到这个名单,稍有恍惚的是,革命家后代要跟着这个吴达榕干共产主义事业了?

这个吴达榕是何许人也?看他肥头大耳留着八蓄胡子的照片,感觉怎么这么眼熟呢,哦,想起来了,此人不就是两年前爆屏全国的“白玛奥色法王”吗!

2015年10月4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白玛奥色法王为演员张铁林举行坐床仪式。他身穿黄色龙袍,坐在九龙椅上,为“皇帝”张铁林举行“坐床”仪式,张“皇帝”面对法王,极其虔诚,行跪拜大礼。“白玛奥色法王”赐予张铁林法号为白玛曲培(别搞错,不是曲奇),赠法衣、法器等物品,并受献曼扎、莲师像、经书等。“白玛曲培”张铁林受法号之后,身穿袈裟(类似),对数千信众发表感言,说以前当“皇上”感觉自己最大,现在感觉是自己很小,法王最大,高度评价法王是人世间最“睿智”、“明智”、“英明”之人。这个坐床视频传到网上之后,迅速引发公众好奇和热议,也引起藏传佛教界的高度关注。

据媒体报道,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几位经师一起观看了上述视频,“他们都乐了。”针对“白玛奥色法王”号称继承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四大法统,是萨迦派和宁玛派分别“认证”的“活佛”的说法,青海热拉寺的萨迦派经师尕它堪布称,一个人一辈子能精通一个教派的传承已非常不易,白玛奥色同时继承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四大法统,“大概除了佛祖没人有这种能力吧。”随后,莫扎仁波切、四川甘孜州民族宗教委员会、设立在甘孜的噶陀寺连续发表的三份声明,直指吴达镕的活佛身份造假。不用再说了,这个白玛奥色法王就是一个骗子,打着活佛、法王的幌子大肆公开行骗。

为了搞清事情真相,新京报发了多篇调查文章,记者还将噶陀寺的声明发给白玛奥色法王,但一直未得到回应。在各方质疑声中,2015年12月8日白玛奥色法王发表声明,声称辞去所有职务、头衔、荣誉和认证,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密宗修行人。三天后他再次发表声明,声明中未再用白玛奥色的名字,而是用了本名吴达榕。在不到三百字的声明中,他三提道歉,两提忏悔,说“我作出进一步深刻反思,对社会各界造成的诸多影响,本人再次致歉”;“对海内外佛教界、相关传承及寺庙、上师所带来的影响表示忏悔”。他同时宣布扔掉所有头衔,头衔有26个之多,包括“国际宗教领袖”、“联合国友好使者”和“联合国友好理事会全球事务秘书长”。他扔掉这些头衔时称它们为“垃圾”。

这么大的一个新闻,媒体人肯定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更深度的报道很快就接踵而至。一篇题为“起底吴达榕:从‘风水师’到‘白玛奥色法王’”的文章,刊登在新京报上,该文揭露出来的事实真相几乎是把披在法王身上的所有伪装都脱了个一干二净。这位吴达榕在成为法王之前,干过多种营生,起初是靠贩卖箱包和动漫公仔为生,后来做过不拿罗盘的“风水师”,到了香港后,摆地摊卖些小首饰,从香港进货手机、牛仔衣裤、西服、箱包等物品,在泉州中山中路开店。1998年到2000年初,吴达镕往返于香港和泉州,开始做木雕佛具、佛像的买卖。2006年左右,吴达榕因为认识了香港一个名叫庄世平的老先生而使身份突变,开始以“上师”身份游走于江湖和商圈,自称佛教“密宗红教传人”。2013年,吴达榕达到了“活佛”巅峰,他在自行印刷的各种宣传资料中打出了法王旗号,号称取得了“活佛”认证,成为“唯一的国际最具影响力的精神智慧导师”。更为显赫的是,在“祖古白玛奥色仁波切”的个人网站上显示,白玛奥色法王是第六世茶巴森沃法王亲证的身口意转世化身,被认为是地藏王菩萨和文殊大威德金刚的化身、莲花生大士的代表。

吴达榕,一个凡胎肉身,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居然修成了这么大的功德,让众多诸如张铁林这样的“皇上”、明星顶礼膜拜,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的一个大奇迹。

媒体曝光之后,法王当然成了一个笑话,此人所编造的故事和传说被一一揭穿,连他的穿着、举止均被人找出漏洞。一位仁波切告诉一家媒体,白玛奥色穿着皇帝的龙袍,披着花里胡哨的锦缎,并非藏传佛教的服饰,藏传佛教四大派僧人、活佛都不会挂着算盘珠似的项珠。白玛奥色法王自称属于宁玛派,可是赐给张铁林的帽子却是萨迦法王的帽子。法王的这套行头,绝对是来源于他在少年时代看电视剧西游记时留下的印象,再掺杂一些张铁林式的皇上服饰,包括对张皇上装腔作势的模仿。

在媒体和公众的强大质疑声中,以及在藏传佛教界的强烈反对声中,法王不得不脱下他的袈裟,放弃“活佛”头衔,滚出佛学界。吴达榕一定后悔不迭的是,那个张铁林“坐床”视频如果不公诸于众的话,他或许还可以继续坐在九龙宝座上接受各类信众的顶礼膜拜,以及源源不绝的供奉。当此人被打回原形之后,公众一般都认为,这么一个骗子,已经彻底身败名裂,他还能在世间混吗?

没想到的是,吴达榕被革出佛教教门,又找到了另一个教门,他领衔成立香港共产主义研究会,成了共产主义的布道师了,在其身后又重新聚集起一支红二的队伍。新的喜剧又要开始上演了。​​​​

和isis有一比:查建国评朝鲜金家全球追杀记者

September 7, 2017

——查建国点评之561

朝中社8月31日报道,韩国两媒体因报道英国记者一书《朝鲜内部现况》,朝鲜中央裁判所将把这两媒体的2名社长和2名记者处以极刑。朝中社称,涉事人为反朝图书撰写的书评“严重侮辱了朝鲜尊严” “罪犯没有权利上诉,死刑执行将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进行,不需要通过任何额外的程序” 。

这事件再次告诉人们:朝鲜金氏政府有多恶,在国内讲真话者杀无赦,在国外以脱北者的话撰本书仍要被处极刑,全球追杀,真是与伊教极端恐怖组织有一比。作为回应,韩国统一部31日强烈谴责朝鲜威胁韩国媒体人以及干涉韩国内政的行为,称这是对言论自由的严重威胁,对改善韩朝关系百害无一益,要求朝鲜立即停止这一行为。这是外交语言了,对这种邪恶政府要像对中东恐怖组织一样,还有另一种“语言” ,文在寅要懂得……。
2017 / 9 / 8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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