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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75

徐景贤回忆: 毛远新、李先念告邓小平的状

September 5, 2017

朱韵和‏ @zhu0588 29分29分钟前 各怀鬼胎 1966年10月,文革已经开始,毛、林、刘的最后一次合影,也是刘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三位表情各异,充分体现各自当时的境遇:毛再次收回权力、踌躇满志,林的毕恭毕敬、春风得意,刘的内心似乎充满了巨大困惑与不安。--转pic.twitter.com/BDlRsr3YqK(五柳村补充)


王洪文在上海一住就是几个月,“八.一”建军节,他没有回北京,“十.一” 也在上海过。“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他也没有去。后来,传达了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 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科技队伍也要整顿。我们看来,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邓小平的连续讲话,使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起来的人都不满意。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看到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后,大有意见,在一九七五年国庆前后,他从辽宁到全国几个地方走了一圈,到北京后,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他说:“今年以来,在省级工作感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似乎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还要凶些,我担心中央出覆。”毛泽东很同意毛远新的看法,他说“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三七 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还说:“邓小平是代表一批被打倒过的老干部说话的。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是支持的,是持否定态度的。”毛泽东要毛远新当面找邓小平谈一谈,同时要汪东兴和陈锡联一起参加。

关于毛远新当面找邓谈话的情况,后来在一九七六年初的“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他在京西宾馆马天水的套间里向我们作了详细的叙述:毛远新找邓谈话,把邓的讲话中的问题都指出来, 但邓不服贴,邓说:“远新同志啊,照你这么说,我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啰!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 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可以想一想嘛。”毛远新说:“不错、你搞的就是修正主义!”毛远新在向我们叙述这次交锋时,很激动,又显得很神气,讲着讲着站起 来,左手插在腰里,右手朝前伸,一个指头做着指向邓小平的样子:“你就是修正主义!”样子非常咄咄逼人,他平时也很傲气,可以想象那天他和邓小平的谈话是 两个“钢铁公司”碰在一起了。

过了两天,毛泽东提议政治局讨论如何统一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书面决议,肯定文革的成绩。当然,也要指出文革的不足,但是,据张春桥告诉我说,邓小平拒绝作 这个决议,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写这个决议是不合适的。”当时,毛远新是毛泽东的联络员,每一次政治局讨论的情况, 都由他转达,邓小平的态度,大大地得罪了毛泽东,后来毛远新传达了毛的十二条指示,其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毛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对邓的批评越 来越尖鋭了。

但是,并非所有的老同志都是如此,比如政治局里资格很老的李先念,当时不但不要求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而且是首先提出“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员之一,向毛作了汇报,这是世人所 不知道的。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很多文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李先念也向毛汇报过邓的问题,而这是王洪文亲口告诉我的。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七五年国庆节前后,有几批重要的外宾由李先念陪同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南海紫云轩的书房进接见外宾,会见结束,外宾离开后,李先念有单独与毛泽东谈话的机 会,他非常了解毛泽东是极其看重他本人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虽然毛泽东几次谈到文革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这部分只占“三七”开的"三”, 实际上,讲“二八”开,或“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可能更符合毛的意愿。因为他始终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作为千秋大业来看的,从他临终前与政治局成员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来,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毕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解放全中国,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足见文化大 革命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之重。这一点、李先念是应该充分体会到的,他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教训。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与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发过牢騒,作为“二月逆流”参与者,受过严厉的批判。但当时,李先念转得快,检讨得早,因而被毛泽东保了下 来。我参加过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届一中全会,毛泽东不仅保留了李的中央委员,还当场提名他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李先念非常感动,他当着全体中央委员的 面,向毛主席作了公开的检讨。我听了他的发言以后,感到他言辞很恳切,对参加“二月逆流”的事,心情也很沉重,九届一中全会以后,我在与张春桥、姚文元, 王洪文闲谈的时候,都认为他的态度不错,争取了主动,在卷进“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当中,他是态度最好的一个。他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在毛心目的位置,现在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国庆节,李先念听了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他根据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贯着法,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接待外宾后,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他对毛 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对邓小平讲话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一个毛远新,一个李先念,一老一少,不谋而合,共同对邓小平提出质疑,焦点问题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毛泽东绝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邓小平不愿做文革的书面决议后,毛被激怒了,他想通过一个什么突破口,把邓小平的问题揭示出来,机会终于给毛抓住了,他借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信发难,刘冰一连给毛写了两 封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在淸华担任领导后在思想、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迟群原是中央警卫局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长,派去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谢 静宜更是毛的人,她参军后,长期担任毛的机要员,后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刘冰的信由邓小平转送给毛,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但毛认为不 寻常,他在信上批了:“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且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他写下六个字:“小平偏袒刘冰。”

这个批件下达后,政治局都很震动,一九七五年的十一月三日,政治局派吴德,纪登奎赶到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传逹毛的批示,迟群和谢静宜看到毛对他们的支持,就来劲了,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明为批刘冰,实际上矛头向上,引向教育部,引向邓小平。毛的批示下达后,清华大学有个政治部副主任叫吴伟煜,写了一篇大字报,叫《论走资派还在走》,一语道破了这场批判的底蕴,迟群看了吴伟煜的大字报非常高兴,要他连续写它十篇。

毛泽东问毛远新有关迟群 和谢静宜的情况,毛远新汇报说:“迟群和谢静宜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积极的。”毛泽东听后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毛还生气地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还群身上。”迟群和谢静宜每天把开会和写大字报的情况直送政治局,上报 毛泽东。

这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 到清华大学给政冶局的演示文稿后,非常兴奋,在北京曾有人问邓小平,王洪文到哪进去了?邓小平鼻子里哼了一声:“蹲点去了。”这话传到王洪文那里,他很恼 火。现在听到这些情况,感到机会来了,他赶快把我们找到东湖路七号招待所的会客厅,拿出清华大学的演示文稿给我们看,说毛已有批示了,我们鼓励他回去参加 战斗,他说再等几天,现在是清华大学在开常委扩大会,但是政治局是否开会,我还要看一看,又过了两天,他说政治局要开会帮助邓小平了,才正式离开上海。

在与上海小兄弟们的告别会上,酒过三巡,王洪文说“你们不知道啊,政治局分成好几派,中央的斗争是复杂、激烈的。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可看出问题来了。”王秀珍怕他说漏嘴,赶 快扯扯他的衣角,说“喝酒,喝酒!干杯,干杯!”王洪文那天酒喝得多了,恨不得把心里的东西都倒出来:“今年七、八,九月,他们造江青同志的謡,造我的 摇,可凶啦!这次我回北京就是参加斗争去的。”那些小兄弟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他回北京一定有重大动作。

第二天,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把他送上回北京的专机,当天晚上,他就参加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会后,王洪文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赶紧给他收集邓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这样,上海市委的机器就开动起来了。

来源:徐景贤回忆录《十年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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